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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次授权没有时限限制，仅规定暂行制定，以至于国务院据此授权而实施的暂行立法竟达26年之久却仍在进行。
以全国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审查为例，目前，关于人大审查预算草案的程序规定仅散见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这些规定的内容仍然过于简约。[18]目前，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十分强调议会对政府预算的控制权。
[44]而有些国家议会对政府预算草案的修正权力非常大，几乎不受限制。另一方面，即使代表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政府部门该如何对代表的意见做出反馈，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则。（5）明确初步审查的法律后果。其中预算草案信息的公开主要应有三方面要求：（1）政府预算必须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财政活动的真相，所有财政收支都应当在预算中详细批露。有评论就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行使否决权，中国目前的条件尚不成熟。
[28]王海艳、戎明迈：《代表呼吁预算更透明》，《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7日。[30]但目前仍有很多部门并未按条例要求主动公开预算信息，即使在公众申请公开时也予以拒绝。注释:[①] 增修条文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一般而言，为维护一国宪政秩序，在解释法律时应尽可能以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做合宪性判断，以确保解释是符合宪法的解释即合宪性解释。典型的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一概念完全仰赖社会生活现实并从中获得其社会的意义。Wendell E. Pritchett, The "Public Menace" of Blight,Urban Renewal and the Private Uses of Eminent Domain (2003),21 Yale Law Policy Review.1,9-10; Richard Clayton, New directions in Compulsory Purchase，Journal of Planning Environment Law, 2006,FEB,133-146.[19] Maureen Spencer John Spencer，Human Rights Law in a Nutshell，sec. edi，London，Sweet Maxwell，2004.[20] Richard Clayton，New directions in Compulsory Purchase，Journal of Planning Environment Law，Feb 2006.参考文献:[1] 胡锦光、王锴：《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这个层面所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是一种对私权利行使的法律限制性条款。该观点似乎是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的公共利益等同于宪法第51条中的公共利益，颇值得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通常并不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区分，因为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本性出发，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内涵上应当具有某种同构性。在表述方式上，通常采用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在这里，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并成为宪法上的行政征收（用）条款的一个重要解释依据。但从排除价值化取向的面向上来看，该解释或定义方式最能符合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把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混乱以及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宪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公共利益——的头上，这跟明希豪森拽着自己的头发将身子从沼泽地里拽出来不是一样的吗？一般而言，一个概念的意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该概念的核心内涵（即内容），与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蕴。[2] [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六）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因为，如果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就应当保持一致
至于招标投标法、注册会计师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经济法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条款，是否应完全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进行解释，以及是否应结合宪法第51条进行解释，颇值得认真探讨。因为，由法律确认虽然指向的是一种实体价值，但表达更多的是，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方式来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如果是，那么这项举措是否很好地平衡了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这两个条款前后相继的关联性可以看出，虽然在公共财产保护和私有财产保护的用语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现行宪法力图在公共财产保护与私有财产保护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原则还是体现出来了。
这些条款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凸显了在社会层面发挥公共利益的限制性功能，以保持社会自身的团结与协作、稳固社会发展的道德前提。[11]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中，多次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用语，这说明在立法者那里，社会利益并不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要真正使合宪性判断发挥效力，除司法机关（宪法实施机关之一）作为合宪性判断机关的作用能够真正发挥效能以外，作为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必须确立为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二)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公私利益平衡原则被不少国家的宪法判例予以确立，并被用来解释在涉及私人利益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况且，完善征收程序的控制涉及到宪法解释问题，在权力链接程序严重欠缺和司法程序控制无法发挥效能的情形下，如何对行政征收的法律程序进行宪法上的控制也会成为一个问题。[13] 上官丕亮副教授指出，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宪法是母法，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也往往会在总则第1条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这是毫无疑问的。
（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把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混乱以及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宪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公共利益——的头上，这跟明希豪森拽着自己的头发将身子从沼泽地里拽出来不是一样的吗？一般而言，一个概念的意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该概念的核心内涵（即内容），与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蕴。
另外，上官丕亮副教授在其‘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一文中也认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并未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虽属法律（制定法，尤其是判例法）的任务，但它不能违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
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⑥] 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一段精彩论述：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
就公共利益的解释而言，由于宪法解释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属于不同的解释方法，前者是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后者是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做合宪性解释，所以两者的链接点首先体现在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是否相同的问题上。然而，即便法律照搬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也未必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具随意性。如果仅仅把公共利益看作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那么在解释其规范意义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或意义）是为征收（用）设定不得逾越的界限，而不是为公共利益设定一个意义范畴。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意志为准。
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且，宪法条文的简洁性和严肃性并不允许任何多余的、无意义的重复。
[①]这两个条款通常被看作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的宪法规范依据，即宪法上的征收和征用条款（以下简称征收（用）条款）。从历次修宪的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逐步加强，使之不再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②] 拉伦茨认为，文字的解释都始于字义。如果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判断的话就会发现，物权法的上述规定虽然没有超越宪法第51条的意义范畴，但将物权进行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非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的限制，是否有违宪之嫌疑，颇值得认真斟酌对待。
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而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在于，基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征收和征用应符合比例原则，以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然而，上述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虽然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 基本保持了一致性，但这种表述方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明显处于一种包含关系。由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什么？而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可否看作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呢？从规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宪法规范条款都有一个规范意旨。
较之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这种表述明显扩大了对私权利的限制范围。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因为，通过法律来防止对公民财产的行政侵害，并不能为公民财产权提供真正的保护，因为这样的规定没有设置对法律内容本身的防波堤。所谓的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的说法并不妥当，将其表述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似乎更为恰当。
当我们谈到行政征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说，行政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做出，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经过合理补偿，就是无效的。如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规定‘公共利益时应当依据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规定，不得与宪法上的规定相抵触，这是宪法的最高法的地位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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